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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宝璟案余案:关系、权力与财富的循环想象

文 / 维胜金融2018-12-03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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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当事人的陈述,很难看到这些钱的踪迹,现金大多以装在皮箱、纸袋里的方式,流转到一个我们看不到,甚至都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的关系网中。

袁宝璟案 图 | 张曦

 

袁宝璟案 图 | 张曦



  找不到痕迹的钱

  卓玛记得第一次送钱到钓鱼台国宾馆,是在2005年深秋。她的丈夫——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袁宝璟因为涉嫌雇凶杀人,于2005年初一审被判死刑。为了帮袁宝璟保住性命,卓玛四处找寻可能的关系,希望二审能改判。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位“势力很大”的领导,“曾帮过赖昌星出国”,还能办理下钓鱼台国宾馆的“特别通行证”,将旗下经贸公司的办公室设在这个国内外高级官员出入的场所。这位“领导”告诉卓玛,“经他们了解,袁宝璟是冤枉的,他要保住袁宝璟的性命”,让卓玛给他1000万元现金,但不写任何收据。2005年11月底,卓玛带着500万元现金来到了钓鱼台国宾馆。据一位在现场的人回忆:“卓玛带着几个小伙子提着三个袋子到了办公室”,“我推门进去,一看地下都是钱,几大袋子钱”。

袁宝璟在法庭上,脖子上围的白色哈达为其妻子卓玛所系

 

袁宝璟在法庭上,脖子上围的白色哈达为其妻子卓玛所系



  巨额的、神秘的财富,是公众对当年曾轰动一时的袁宝璟案的想象之一。这个出身辽阳贫寒家庭的聪明人,从资本市场的证券买卖入手,进而参与中国第一批企业股份制改造,凭借这些当时不被看好的国企改制成功上市后股票升值,快速积累起财富。除此之外,袁宝璟的另一个生财之道是买卖上市公司“壳”资源,大量并购经营不善的上市国企,将股权抵押贷款,以获得下一次并购的资金。据说到1996年,他的建昊集团资产已迅速增值到30亿元。2004年袁宝璟因涉嫌买凶杀人被逮捕后,案子从一审到最终执行死刑历时2年多,其中最跌宕起伏的转折点就和财富相关。袁宝璟一审被判死刑后,曾提出将自己对海外油田的控股权捐给国家——这一度被解读为他第一次死刑未被如期执行的重要原因。本刊记者曾见到袁宝璟亲笔所写的捐赠书,谈到作为香港华智国际公司第一大股东,袁拥有印尼加里曼丹岛油田的40%股份,且有施工、作业权,该油田勘探储量达到27亿吨。舆论参照当时的国际石油价格,换算出该油田的价值有200亿元,后来在传闻中已经升值为近千亿。袁宝璟的民事律师刘家众或许是少数几个有机会接近这个财富神话的人。袁宝璟曾委托他将其在瑞士银行的巨额存款,以及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地持有的公司股份都移交给妻子卓玛。谈到袁宝璟的财产,“我只能说数目极其庞大,如果按照胡润今年富豪排行榜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越了第一名”。刘家众曾这么对媒体说。

袁宝璟在法庭上

 

袁宝璟在法庭上



  当卓玛不惜一切方式为丈夫求得一线生机时,形形色色的人也循着金钱的气味而来。从2004年起,有不同背景的“领导”通过不同方式进入到她的生活中。早在一审过程中,她就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被称为是国办秘书局、中办机要局副局长的“领导”。卓玛和这位“领导”签订了委托书,聘任他为袁宝璟公司的经济顾问,同时全权负责袁宝璟一案的对外事务。卓玛先后支付给他795万元人民币和150万港元,希望获得这位“领导”承诺能拿来的高层批示扭转丈夫的死局。但所有运作没有任何作用,袁宝璟一审被判死刑。2007年,这位“领导”被以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

  虽然一审就已受挫,但卓玛仍然没有放弃“花钱消灾”的幻想,二审开始时她又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声称可以保住袁宝璟性命的“派头很大”的“领导”,进入了另一个似曾相识的骗局。她按照要求多次给“领导”送去巨款,希望换取死刑改判的批示,最终得到的仍然是丈夫被执行死刑的结果。2014年,卓玛委托人报案,称自己被诈骗2000万元。2016年3月,北京市高院终审判决,两名“领导”李长贵、王传祥都因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6年3月17日,袁宝璟在辽阳被押赴刑场

 

2006年3月17日,袁宝璟在辽阳被押赴刑场



  但如果没有当事人的陈述,很难看到这些钱的踪迹,现金大多以装在皮箱、纸袋里的方式,流转到一个我们看不到,甚至都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的关系网中。只有在卓玛的陈述片段中,能窥见些许钱的踪迹:她将500万元现金送到了公主坟西翠路的一家KTV,放到了“领导”的汽车后备箱内;她把500万元现金送到了海淀区世纪金源附近的一栋武警家属楼,和“领导”一起将钱抬着上楼;她开车载上“领导”到石景山区的一家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领导”拎着装有300万元现金的箱子进入银行……但在警方办案时,却难以理清这些钱确凿的来去。实际上,在这个案子里,没有任何当事人能说清楚,到底给了多少次钱、什么时候给的,又去了哪里。以至于三位被告的辩护律师们在辩护时,都以涉案资金的来源和去向模糊不清作为一个共同的理由。北京元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平是其中一位被告的辩护人,他告诉本刊记者:“这个账不是走银行,有痕迹,都是你说我说他说,这些数是对不上的。卓玛说给了2000万元,警方最后认定1200万元。”

  命案

  袁宝璟的财富也是从一些来龙去脉不甚清楚的交易中累积起来的,但他的厄运也是自此开始。1996年,已是资本市场名人的袁宝璟进四川炒高粱期货。在资本市场上,期货是风险最高但获利也最快的金融产品。由于期货是对手交易,多空双方必有一输,而输赢的数额因为期货市场的杠杆效应,会大大高于其他金融工具。期货交易的保证金一般是5%,也就是说交5%的货款,就能撬动20倍的交易金额。期货还有个特质是一天内可以多次买卖,相当于一笔资金一天内可以用好几次,交易量巨大。“因此这是一个神魔一体的行业,它既有价格发现、风险规避的功能,也是多空双方的博弈,具有一定的赌性。从这个角度说,它就是国家开设的赌场。”一位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入市的期货业资深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当时看来,袁宝璟进入四川的举动是万无一失的。和当时江浙、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期货市场比,四川期货交易所的资金交易量较小,是一个相对好控制的场所。而高粱又是区域市场,价格波动比较大,容易炒,袁宝璟看起来完全有控制这个市场的能力。他已是资产达30多亿元的资本玩家,代理商是当时最大的中包期货(中国包装总公司),同时还在京铜期货也开了户。

昔日的“商业奇才”袁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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